1971年深秋，云山脚下的稻田铺满寒霜中承配资，萧克拄着竹杖，在田埂上认真观察试种的寒地水稻。身边一位技术员小声嘀咕：“萧部长，这块田怕是保不住产量。”萧克没有抬头，只抛下一句：“再记一遍墒情数据，别怕麻烦。”多年军旅锤炼出的干劲，在北纬二十七度的农垦一线仍旧火热。
早在1958年，他应王震之邀出任农垦部副部长时，被不少战友戏称为“开国上将兼拖拉机手”。这不是玩笑。为了搞懂橡胶园里的重型拖拉机，他真的拜机务科长为师，坐在晃得生疼的铁板座椅上，一轭一轭地体验换挡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只耸耸肩：“想让机器听懂人话，总得先把人变成司机。”
湛江、海南、北大荒，三年里他几乎没在北京过夜。北大荒一望无际，他却盯住了亩产数字。机械化指标漂亮，粮食总量却上不去，他皱着眉算账：“耕一千多万亩，产出跟别人五百万亩差不多，怪事！”调查结果揭开谜底——一味追求面积，田管跟不上。萧克火速上报，建议砍掉四分之一播种计划。有人担心政绩难看，他拍桌子：“先把粮弄到手，再谈好听的数字。”几年后，同样的地块单位产出翻了一倍。
农业一线的奔波，倒让他的身体恢复不少。云山垦殖场条件辛苦，他却乐在其中中承配资，自己砍木料、刨桌椅，帐篷里常年堆着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和几摞机械手册。遇到职工搬不动稻谷，他顺手就帮一把，笑称“当年扛过‘梭镖’，扛麻袋算轻活”。
可就在1972年春节前夕，场部突然来电：中央让他回京。通知没说明原因，只说“全部行李带齐”。萧克盯着电文愣了几秒，随即转身整理铺盖。老伙计劝他别搬木家具，他摇头：“自己做的，见物就想起这里的日子。”那天，全场职工自发来送行，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塞给他一袋花生，他双眼发红却一句客套都说不出。
列车进北京西站的那一刻，他已年近七旬。见到叶剑英时，他仍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棉衣。叶帅打趣：“北大荒的风真大，把上将吹成农人了。”两人对视一笑，气氛顿时轻松。随后的谈话里，叶帅转达毛主席意见：让萧克担任军政大学的领导，参与新时期军队教育改革。萧克简单回答：“服从安排，但有个请求——凡江西来的同志，先通报我一声。”叶帅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这句吩咐中承配资，并非人情客套。云山垦区、井冈山老区、赣南游击队……江西土地给过他太多记忆。1928年春，他就是在资兴与毛泽东部队不期而遇；当年他率“梭镖营”枪少人多，却咬住敌军先头部队，让朱毛红军会师首战告捷。井冈山密林的湿气、黄坳河滩的硝烟，依旧藏在肺腑深处。
时间倒推十多年，新中国刚成立，他在总参谋部抓训练，提出“战术课别先教理论再教动作”的思路，被视为大胆。后来志愿军入朝，一部分战地教学法正是出自他的实验班底。也因此，调回北京继续抓院校建设，既是回炉，也是延续。
1977年，他出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，紧接着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。课堂上，他经常突然抛出一句短问：“你们谁能讲清楚指挥链三种断点？”然后背手踱步，让年轻教官自己思考。有人感慨：“萧院长是不动声色地逼人。”
工作紧锣密鼓，夜深人静时他却攥着稿纸修改《浴血罗霄》。从1937年起动笔，到此时已过去四十年。军务加创作，两头烧心；偶有友人劝他收笔，他摆摆手：“故事还没讲完。”1988年，书稿定稿，他把打印的清样一页页码好，交给出版社才松口气。发行当天，有读者写信称“小说里看见了井冈山的血脉”，他读后淡淡一句：“战争年代的人，写的就是活见证。”
暮年仍未放下文化事。1990年，他与几位老同志创办《炎黄春秋》，倡导实证、讲史、重人文。有人说他是“学者里的将军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将军里的学者”。两种称呼他都不在意，却始终惦记云山那句叮嘱。工作人员记得，每当江西来客，他总放下手头文件，推门迎出去：“远道而来，辛苦，先坐下喝口茶。”
萧克一生多面：战场指挥、院校教育、农垦改革、文学创作，但在时间轴上线索清晰——从井冈山到北大荒，再回到北京的讲台，每一次转折都紧扣国家需要。对此，老将军给出的解释朴素：“岗位不同，任务一样，都是干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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