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979年正月初三】“老霍宝牛E配，这批批文再拖下去，我可真睡不着觉！”电话那头的焦急只一句，却把彼时合资酒店的窘境敲得震天响。
改革开放甫一揭幕，外边的脚步就踏破国门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机场天天迎来金头发、蓝眼睛，却苦无一张体面的床位招待贵客。数据显示，全国涉外床位只有五千多张，真正过关的不到一成。有意思的是，那些年到广州参展的洋商人，还真在酒楼大堂的竹席上打过呼噜。
问题摆在桌面上：没房、没经验、没预算，可偏偏要在最短时间内整出一批现代化酒店。国家旅游局把算盘打到合资上——钱从哪里来？得请海外华侨和港澳企业家出手。
这时，霍英东的名字被频频提起。番禺血脉、香港成长、地产起家，抗美援朝时期又破禁运送物资，他的履历里有商人的精明，也有赤子的热血。坊间传闻其家底厚得“数钱要用铲”，真真假假，但他一句“支援国家”没人质疑。
1978年夏天，霍英东先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接触，试水投资旅馆，口气很大：“捐半间，五百个房”。同年7月，他在广州和卢绪章见面，听到“十万港元一间房”的报价，干脆加码到一千间。旁人惊掉下巴，他却笑：“我做酒店，不是做投机。”
钱解决了，真正麻烦的却在体制缝隙里扎根——审批。中央当年有“楼堂馆所”限建令，省里没有权限，国务院又无具体条文。文件在部委间传来传去，像踢皮球，半年没落地。霍英东往返十多趟，连司机都记不清过了多少收费站。
选址更显冒险。珠江畔的沙面岛曾是英法租界，地基软，造价高，同期还有条件更优的地块摆在面前。霍英东一锤定音：“把中国人的酒店盖在受过屈辱的地方宝牛E配，才痛快！”一句话，赌上了情怀，也赌上了成本。
项目正式命名“白天鹅”，1月23日意向书签下，4月5日顶层批复也到了，却还是动不了工，卡在“谁来盖章”这步。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接手文件，心里犯嘀咕：要是不批，南方开放口号就成空炮；要是强行拍板，又怕越权。于是他决定求教叶剑英。
两位老同志的会面简单直接。听完来龙去脉，叶帅沉吟片刻，只抛一句：“广东省自己担起来！中央五十号文件写得明白。”短短十来字，一锤定音。杨尚昆回省里的车上对秘书说：“有了主心骨，干！”
审批闸门终于拉开。接下来出现的奇葩要求，让人哭笑不得：宾馆楼层太高，要在屋顶装高射炮；员工怕住远了上班不便，要宾馆自己盖宿舍和自行车棚。霍英东拍桌子反问：“我是建酒店还是建兵营？”消息传到北京，再次是叶帅发话：免炮台、免车棚。尘埃落定。
施工现场热火朝天，沙面底土松软，先打桩再浇筑，成本直线上升。霍英东向承包商说，“我多贴钱，但工期不能拖。”钢筋水泥每天像喝水一样进场，有时连江风都吹来一股混凝土味。
1982年10月14日，白天鹅赶在秋季广交会前试营业。为了给这只“天鹅”撑腰，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带着百余名干部去住了一晚。大堂里水晶灯亮得刺眼，一些干部私下嘀咕：“住这样的房算不算奢侈？”任仲夷一句“开放就得拿出新面貌”，把话堵了回去。
正式开业那天，霍英东放话：敞大门让市民参观。新闻稿记载，当天涌入三万人，有人排队体验抽水马桶，有人专门拍琉璃吊顶，一天下来卫生纸用掉四百多卷。有人担心秩序失控，他偏笑：“老百姓得亲眼看见改革，不然哪里来的劲头？”
酒店运营没找洋管理公司，这是霍英东的坚持。他挑了两千名本地青年，先送出国培训，再回归上岗。有人说这样慢，他摆手：“自己会走路，才算真本事。”随后启用信用卡结算，可那年头国人连信用卡是啥都没听过，白天鹅愣是把这一套流程跑通。
1985年，白天鹅加入“世界一流酒店组织”，成为内地第一家。隔年，伊丽莎白二世下榻于此，从江景露台远眺，珠江夜色映在王冠上，成了城里茶楼的谈资。
今天走进沙面，白天鹅依旧白墙琉璃，水汽氤氲。有人说它是一只老天鹅，见证了广州商埠的复苏；也有人说那是霍英东留下的足迹，提醒后来者：有胆识，也要有决心。
风仍在江面吹，珠江水不停，城市天际线早已高楼林立。但那份敢为人先的劲头，依然写在白天鹅的弧形立面上，写在夜幕降临时灯火通明的窗格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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